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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出版社《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日出江城》
作者：宋健
1949年春夏之交，武汉一家报纸上登载了一条极其普通的寻人启事。当时的武汉市民没有人知道，这条并不起眼的启事，背后竟然隐含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因为发启事的人使用的是一个化名，而他的真实身份则是赫赫有名的汉口特别市(以下简称汉口市)警察局局长李经世。这位地位显赫、大权在握的警察局长为何要化名登出寻人启事，而他急于要寻找见面的又是怎样一个神秘人物呢?
巧驯“野马
看到李经世的寻人启事，在湖北省参议会担任参议员的张式训内心既惊喜又紧张。张式训是一位来自湖北潜江县的省参议员，政治立场开明，思想倾向进步，在家乡口碑较好。早在1948年，在江汉军区城工部工作的余杰就与他有过接触，后来余杰等又与省参议会副议长艾毓英建立了工作关系，并通过张式训进行联系。
张式训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与湖北政界各方面人物都比较容易接近。因此，余杰通过张式训了解到省参议会驻会委员吴先铭，有倾向进步的思想动态后，立即对吴先铭开展了策反工作。
张式训试探着与吴先铭谈论“时局紧张，个人去留问题”，吴先铭表示，“我现在好像落在水里的人，如果有救生圈，我一定不走。”摸清了吴先铭的底细后，张式训即给他“送上救生圈”，吴先铭爽快地加入了江汉军区城工人员队伍，他随后又与张式训联手做省参议员郑桓武和《新湖北日报》社副社长、省政府设计委员谈瀛的工作，让他们也与江汉军区城工部建立了工作关系。
有了省参议会这些内线策应，余杰大胆地把策反工作重点目标放在了“两局三府”，即湖北省会警察局、汉口市警察局、湖北省政府、武昌市政府和汉口市政府等国民党在武汉三镇统治的核心机构，余杰要求张式训等人运用各自的社会历史关系和目前的职务，相机争取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站在人民一边，保护城市，迎接解放。
在这些重点策反对象中，汉口市警察局无疑是一个最危险、最难攻克的堡垒。汉口市警察局长李经世毕业于黄埔军校，但在黄埔系中饱受歧视和排挤，对蒋介石心存怨恨和不满。1948年他又投靠国民党桂系，被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委派兼任华中“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由于他既不是“中统”特务，又不是“军统”特务，在黄埔系中受排挤，在桂系集团中缺乏根基，余杰形容他是一匹独来独往、难以驾的“野马”
为了攻克这个难啃的“硬骨头”，余杰与郑桓武、谈瀛等人仔细分析了李经世的处境和思想动态，决定先由与李经世三度共事、关系较深的谈瀛出面，从关心个人生活的角度对李经世进行试探。通过试探，谈瀛得知白崇禧已迫使李经世将夫人送到广西桂林，李经世对前途感到悲观，有点举棋不定。随后，李经世主动约请谈瀛到自己的住宅——汉口巴公房子赴晚宴。
就在这次晚宴上，谈瀛、郑桓武轮番向李经世展开“心理攻势”，劝说李经世认清全国解放大局已定、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的形势，指出只有为保护城市作出贡献，为人民立功，才能取得中共方面的谅解和欢迎。李经世听后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委婉地说:“事情不会那么简单，白老总这个客人不好送，他要拉我走的。跟共产党打交道更不容易，如果碰上像邓政委那样有眼力、够朋友，够气派的人，就好办些。”随后，李经世又向谈瀛、郑桓武谈起他在鄂南与新四军邓政委的交往之事。
原来，李经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湖北省银行专员，到崇阳县鄂南分行工作，1945年春，王震率领39旅南下途经崇阳，发现李经世家中藏有几部马列著作，在分析了李经世的政治背景和历史情况后，对李经世以爱国人士相待，请他出席了军民而联欢会并发表演讲，由此与邓少云政委相识。
抗战胜利后，李经世急于赶回武汉“接收”胜利果实，遂与军统特务头目唐新派往武汉的先遣武装小组结伴同行，不料在武昌县法泗乡被新四军截获。
新四军误认为李经世是一个特务头目，便对他扣留审查，李经世百口莫辩，正在困窘之时，巧遇邓少云政委。邓政委认出李经世是在崇阳受到我军礼遇的爱国人士，立即下令释放了李经世，耐心听取了他的解释，对李经世一如既往地以礼相待。
邓少云还向李经世分析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反复阐明了中共的路线和政策，勉励李经世摆脱旧影响，好自为之，争取光明前途，随后还特地派人护送了李经世一段路。李经世认定邓政委有眼力、够朋友，自此之后一直心怀感念。
晚宴结束后，谈瀛向江汉区委城工部驻汉地下组织负责人余杰汇报了与李经世会晤经过。李经世与邓政委交往之事，引起了余杰的重视，余杰定以此为突破口，对李经世进行探。
鉴于当时邓少云政委随军转战去向不明，一时无法联系，余杰便用化名给李经世写了一封信，点明“鄂南握别”，邓先生对他“仍然关怀”，要他“鉴往知来，善自抉择”。李经世接到来信后，反应十分强烈，迫不及待地用化名在报纸上登载了“寻人启事”，要求与来信人见面，这就是故事开头的一幕。
一件并不起眼的陈年往事，竟然顺利地让桀骜不驯李经世打开了心扉。余杰为了慎重起见，又动用另一内线关系王慧闻先生，通过李经世的好友从侧面对李进行摸底，确认李经世有诚意见面。于是，余杰亲自出马与李经世见面，声称是受邓政委的委托前来看望走访李经世的。李经世惊喜交集，对邓政委的关怀表示衷心感谢，对一切问题都作了肯定答复，明确表态愿意与中共合作，并指定谈瀛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负责与中共方面联络。至此，策反李经世的工作大功告成。
暗战武昌
在武汉三镇中，武昌在历史上曾是一座“因武而昌”的军事重镇。武汉解放前，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省参议会以及省会警察局都设在这里，因此武昌也一直是江汉区党委城工部的余杰开展策反工作的重点区域。
1949年2月，武昌市政府接到要改组的通知。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朱鼎卿为了控制这座省会城市，直接安排自己的心腹、已经离职的原湖北省第六区行政专员蒋铭接任武昌市长。
蒋铭对于出任武昌市长这个要职感到很困惑，心里很矛盾，很害怕。他认为这个市长不好当，干得好坏是次要的，主要是目标大了，怕日后共产党要算账，在就任与撂摊子之间迟疑不决。
余杰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是一个施展影响的绝好机会，他立刻与同志们商议讨论，如何利用这次机会，让这个武昌市长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和施政者。大家讨论很积极，最后决定通过关系找到蒋铭，托话给蒋铭，要他去争取当这个市长，由我们的人来配合他当好这个市长。
为了确保策反成功，余杰决定让省参议员郑桓武出面说服蒋铭。郑桓武向蒋铭转达了江汉区委城工部的意见:如果从做官的角度来看，那这个市长确实没干头，但是为了保护这座城市、利用市长这一职务，想方设法保护武昌城，使之不受到破坏，为人民立功，那就应该去当这个市长，当一个迎接解放的市长。
蒋铭为人思想深沉，头脑活络，对当时形势和中共的政策看得比较透，只是思想上有顾虑，这次亲耳听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工部指示，转忧为喜，欣然同意接受江汉区委城工部地下组织领导，就任武昌市长。为了让蒋铭吃下“定心丸”，余杰决定亲自出面与蒋铭会晤。
武昌昙华林是一条融汇中西文化建筑的百年古街。明清时期，这里曾是湖北全省各县秀才下榻、苦心研读备考的地方，是清廷负责地方军事衙门的所在地。1861年汉口开埠后，县华林一带逐渐形成华洋杂处、比邻而居的地域特色。
1949年2月的一天，几位行色匆匆的客人穿行在县华林蜿蜒的小巷深处，在一处幽静的住所停下了脚步，早已守候在客厅的主人将几位迎进门然后一起上了楼。来人就是中共江汉区委城工部驻汉地下组织负责人余杰和已成为城工人员的省参议员张式训等人，此次是专程来会见刚就任武昌市长的蒋铭。
余杰首先祝贺蒋铭就任武昌市长，肯定并鼓励他站在了人民边;同时勉励他要他当好武昌市长，做好迎接武汉解放的工作。余杰还告诉蒋铭:我们城工部将全力指导配合武昌市政府的工作，只要是有利于保护武昌城，有益于人民，你只管放心大胆去干。
余杰的谈话让蒋铭感受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光明磊落，真诚可信，给了蒋铭极大的鼓舞，使他彻底放下思想包袱，坚定了做一个“迎接解放的市长”的信心。随后余杰确定，以后由城工部地下工作者郑桓武与蒋铭直接联系，协同蒋铭开展武昌市政府及所属部门的工作。就这样，蒋铭成为共产党安排的国民党的武昌市长。
蒋铭行事雷厉风行，刚一就任，就对武昌市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他和郑桓武根据中共方面要求“稳定部属，掌握武装，维持好过渡时期的秩序保证完整接管”的指示精神，商定了工作方案，并立即开展部署。
首先，联络调整好各区的人事关系，将市属的各区自卫队设法调度过来为人民所用。其次，为配合地下斗争，加强职工群众保厂护厂的自卫力量。当时，武汉各工厂主要集中于武昌，几家纺织工厂在地下党和城工部地下工作人员的领导下，正在发动广大工人群众组织起来，为保卫工厂、防止破坏、迎接解放而斗争。但工人群众手上无枪杆子，一旦遭到反动敌特暴力破坏，仍然难以实行有效的抵抗，所以迫切需要枪支武装。根据下属反映武昌市政府保存有一部分抗战胜利后接收的破旧枪支，蒋铭知道后，将这情况告诉郑桓武，郑桓武立即汇报给了余杰。余杰当即要郑桓武让蒋铭设法把这部分枪支利用起来，拨给工人群众护厂自卫。
郑桓武赶到市府，与蒋铭紧急磋商如何将枪支弄到手，因为那时反动派不许工人有枪。商量的结果是，蒋铭决定借敌人自己的手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以朱鼎卿为首的湖北省政府曾经制定过“应急方案”和“紧急措施”，其意在充实基层“自卫”力量，加紧“组训民众”，进而达到巩固反动统治的目的。蒋铭决定“将计就计”，依据省府的“应急方案”写报告给朱鼎卿，请以库存的枪支充实基层“自卫”力量。照此进行，果不其然顺利地获得批准。蒋铭迅即将这部分枪支转发到第一纱厂等工厂的工人自卫队和武昌商民自卫大队手中。工人、职员获得了武装，从而有能力挫败各种反动势力破坏阴谋。
在策反蒋铭的同时，余杰也对省会警察局局长胡慎仪展开了政治攻势，承担这一重任的是已经成为江汉区委城工部内线的省参议员吴先铭。吴先铭是胡慎仪的老朋友，早在1941年吴先铭担任国民党松滋县党部书记长时，胡慎仪就在松滋县担任区长，俩人私交深厚。胡慎仪出任省会警察局局长后，吴先铭担任省参议员，与胡慎仪同住武昌，来往十分密切。按照城工部的指示，吴先铭在一次私下会面时，对胡慎仪进行了“摸底“。吴先铭问胡慎仪，“时局紧张，我们怎么办?”
精明的胡慎仪没有正面回答，反问:“你打算怎么办?”
吴先铭不慌不忙地说“目前对待客观形势，可能有三种态度:一是迎变;二是应变;三是不变。何去何从，现实要求我们作出回答 。胡慎仪沉默片刻，无可奈何地说:“迎变，没有门路;不变没有前途;唯有随机应变好。 吴先铭当即指出:“如果有门路，我看迎变是上策，应变是中策，不变是下策。”胡慎仪听后连连点头，同意吴的看法。
经过这次“摸底”后，吴先铭认为胡慎仪处于彷徨观望之中，是完全可以争取的。于是他加紧对胡慎仪进行策反。中共武汉市委则秘密指派地下党员李逊夫、李蔓农出面做胡慎仪的工作。蒋铭担任武昌市长后，也对胡慎仪开展策反工作，促使胡慎仪下定了弃暗投明的决心，他与蒋铭相约风雨同舟，共安危，同进退。
眼看时机成熟，余杰决定进行“摊牌”。吴先铭来到胡家，告诉胡慎仪“共党的地下工作者金先生(余杰的化名)要我不走，并要我转告你，要你在省会警察局做点工作，率领武装警员在官方撤退时，留下维持地方治安。”胡慎仪表示欣然同意，还特意向吴先铭表态:“事关人头的大事，你知我知绝对保密，不对任何人讲，请放心。”随后，余杰指定吴先铭为胡慎仪的联络员，两人以故友旧交为掩护，保持密切联系
为了对付过渡时期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郑桓武协助蒋铭建立了指挥小组。蒋铭还找到省会警察局，与局长胡慎仪(胡此时已被我城工部地下人员策反过来)联盟，相约“共安危”。
为了完成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的任务，蒋铭和胡慎仪商定，把警局管辖的警队力量调一部分控制在司门口附近，用以应付各种特殊情况。同时还在市府内部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警卫组，作为指挥小组的警卫力量，由黄雅清任组长。
黄雅清原系“汉口市党部行动第一队”这个特务性质的行动队队长，该队的任务是护卫该市党部首要分子，监视内部动摇可疑人员。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穷途末路的消息，从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冲击着黄雅清的神经。黄感到国民党军队大势已去，武汉面临解放，因而惶惶不安。由于黄雅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当过郑桓武部属，他找到郑桓武，请求指教，其情直挚。经过郑桓武的开导，黄表示听从郑的指引，愿意弃暗投明，为人民立功。在一个月朗风清的日子，郑桓武将黄引荐给蒋铭，蒋随即将黄雅清部改编为“武昌市政府警卫组”，这一招就把具有破坏性的隐患转变为人民所利用的积极力量。这个组在真空时期昼夜流动巡查市区治安，及时向市府反映情况，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秩序。
智斗朱、杨
随着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国民党在武汉的反动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朱鼎卿眼看大势已去，决定逃离武汉，退守鄂西。临走前，他施展了“金蝉脱壳”之计，匆忙成立一个“湖北省政府鄂东南行署”，由原鄂中师管区司令孙定超任行署主任，代行省政府职权，他还指令将来行署撤离武汉后，要集中省政府、省会警察局、武昌市政府、武昌县政府、汉阳县政府残余武装力量，到咸宁、崇阳，通城、通山等地依托大幕山、九宫山建立“鄂南反共游击根据地”。他的如意算盘是通过这种安排让自己跳出“火坑”，处于“成则有功，败则无责”的有利地位。
朱鼎卿这种精心安排虽然机关算尽，但要找到肯为他卖命跳“火坑”收拾残局的高官却并非易事，正在他发愁之际，省参议员郑桓武却自荐表示愿意担任省政府鄂东南行署副主任，留在武汉坚守，将来转移到鄂南去打游击。
朱鼎卿对郑桓武虽然有凝虑，但他知道郑桓武的能力，也没有时间再仔细酌了，于是就任命郑桓武担任省政府鄂东南行署测主任。郑桓武又建议增派武昌市长蒋铭担任鄂东南行署副主任，宋卿也同意了，有了这两个职务作为“护身符”，郑桓武、蒋铭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就更加得心应手、名正言顺了。他们支持胡慎仪加紧对省会警察局下辖的12个分局和警察大队下辖的4个中队进行严密控制，通过人事安排调动将这支1000余人枪的武装牢牢掌握在手中，同时暗中储备粮食，转移档案，做好了充分准备。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国民党军政部门开始陆续撤离武汉。省政府给省会警察局也下达了撤退命令。胡慎仪按照江汉区委城工部的部署,利用警察们都不离开家乡远走他乡的心情，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拖延战术口头上答应撤退，行动上按兵不动，还要求按人头各发光洋40元，作为所有警员的搬迁安家费用。由于省政府拿不出这一大笔钱，撤退之事也就暂时不了了之。
随着形势发展，一方要抢时间逃命，一方要拖时间脱险，撤退与反撤退，搬迁与反搬迁斗争越来越激烈，在省政府仓皇逃离武汉时，湖北省保安副司令杨达突然下达手令，强令胡慎仪率部向鄂西撤退。胡慎仪眼看无法再拖延，就急匆匆地找到郑桓武商议。郑桓武利用其省政府鄂东南行署副主任的身份，当即在杨达的手令上批示:“该警察大队已归本行署统率指挥，应随同本行署行动，不得先撤离武昌。”随后，郑桓武又把这一手令送给鄂东南行署主任孙定超签署。孙开始有些犹豫，不愿与杨达发生摩擦冲突，但郑桓武却“提醒”他:“杨达把这个警察大队拖走了，我们依靠什么力量到大幕山去呢?”。孙定超一想到要留下这支力量到鄂南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就不再迟疑，当场签署了行署批示。这样，郑桓武、胡慎仪等人就合理合法地拒绝了杨达调走警察大队的命令。
随后，警察大队和各分局按照原定计划，将档案文件、户口底册等转移到事先准备好的地点，并成立“武昌省会警察局应变指挥部”，调动警察大队分别向车站、码头、铁路、公路、桥梁、仓库等地点布防，同时调动7辆警备车，协同鄂南电力公司、武昌电话局和各机关，学校、工厂银行开展护厂护校斗争，消防队也全体出动，严阵以待，严防匪特和国民党散兵游勇破坏、抢劫。
在解放军进入武昌城区之时，蒋铭在城工部的指导和郑桓武的协助下，一方面继续督率市府及其原辖各区公所人员严守岗位，协助维护治安，妥善管理档案、物资、财产等，静候军管会接管;另一方面与为迎接武汉解放由武汉各界名流组成的临时救济委员会以及原省市商会密切配合，为解放军筹划物资供应，配合解放军进城，迎接武昌城的解放。
编辑：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