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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江出版社《大武汉红色故事丛书——日出江城》
作者：刘桂芳
抗战胜利后，为把几乎处于空白状态的武汉党组织恢复起来，南方局陆绩向武汉派出了几支地下力量。一支支红色力量通过各种渠道悄悄潜入武汉，分布于闹市之中，渗透在各行各业，迅速在这个城市扎根，发展，壮大。
红色商人陈克东
陈克东和党员骨干张敬先、司光绣是几支红色力量中的重要一支。1945年底，他们受南方局派遣，由重庆到武汉，任务是:重建、壮大武汉地下党组织，建立武汉交通联络站，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策反国民党反动派在武汉的党、政、军、警上层，收集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武汉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情报送到解放区。
为稳妥起见，陈克东派张敬先和司光绣先到武汉，站稳脚跟之后，自己再进武汉。陈克东领导的大部分是湖北人，对湖北很熟悉，与各方面都有联系，他们以做小买卖和跑单帮为掩护，来往于武汉与沙市之间。为了在时间短、资金少的情况下尽快建立交通站，解决地下党活动经费，大家集思广益想了很多办法，有的同志建议开公司，有的建议开工厂，有的建议开餐馆。
张敬先建议开一家中型绸缎布庄，兼营批发棉纱业务。因为做过绸缎庄主管，开绸缎布庄对张敬先来说是轻车熟路。陈克东同意张敬先的建议，决定在武汉开一家中型的绸缎布庄。开店需要资金，陈克东除向上级组织申请一部分经费外，还动员共产党员筹集资金，吴裕煜一个人就凑了几百块银元。
在店址的选择上，他们也颇费了些周折。在汉口做绸布生意，热闹的地方不利于建交通站，偏解的地方利于建交通站，但生意不好做，找了几处都不合意。正在着急的时候，张敬先以前认识的布匹批发商告诉他，六渡桥附近有一家门面房要出租。张敬先和司光绣赶到出租屋，仔细观察房子环境、布局、结构，谈好租金后与房东签下协议，租下了整套房子。这套房子单门独户，上下两层，还有后门。一楼门市做零售生意，二楼做批发业务，后面可做仓库，很适合建交通站。
陈克东非常满意，指示马上装修进货，店名为“泰新绸缎布庄”。两人立即行动，司光绣联系租借、制作柜台、货柜，粉刷门面，翻新招牌。张敏先凭借熟悉的进货渠道，开始挑选各种花色绸缎布匹。陈克东在绸缎布庄开张前赶到武汉，作为“泰新绸缎布庄”的经理，他身穿长袍马褂，神采奕奕，迎来送往，俨然是一位老练的商人。张敬先安排鞭炮、锣鼓，布匹批发商前来祝贺，店前店后，里里外外照顾很周到。司光绣负责财务，暗中担负看守机关任务。没有人会想到这家中规中矩、地地道道的绸布庄，居然是共产党人的地下交通站。
绸缎布庄能在短时间内开张，让陈克东对张敬先和司光绣的工作很满意。布庄主营布匹，兼营棉纱，因为物美价廉、服务热情周到，生意十分兴隆。做生意既掩护了自己，又为革命筹集了经费，可谓一举两得。陈克东领导的绸缎布庄为筹集武汉地下党活动经费作了重要贡献。
“泰新绸缎布庄”开张后，武汉地下党交通站也建起来了，除张敬先和司光绣先到武汉外，陆续到汉的还有朱康侯、李曼农、李昌伦、韩永年、祝敏鑫、吴明勋、吴君毅、汪圣荣、祁承焕、黄燕萍、赵华运、余金堂等。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陈克东要求交通站和策反小组成员尽快开展各项工作:建立传递情报的秘密交通线;侦察国民党反动派兵力布防、火炮配备等军事情报;找内线了解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政、军、警要员的情况，做好策反、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打击敌人。
1947年4月，陈克东奉组织指示派吴君毅以布店店员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建立了交通站，负责钱瑛与武汉之间的联络。后钱瑛转道去香港，吴君毅、张敬先均去港执行过联络任务。陈克东这一支党的力量还掌握一条从武汉经沙市到江汉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
老板的红人曾惇
1946年3月的一天，武汉关码头上，一艘从常德开来的小火轮上走下对小夫妻，男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像刚毕业的大学生;女的长着一张娃娃脸，娇美可爱。男的叫曾惇，29岁，原中共湘鄂边特委、下川东特委书记，此次受南方局派遣，负责武汉地下组织的重建工作。女的叫王一南，24岁，此前是延安中央医院医生，专门随丈夫曾惇南下武汉以夫妻身份做掩护。
离渝赴汉前夕，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多次找曾惇谈话，她强调指出:武汉是华中重镇，南北交通的要冲，做好武汉工作对全国都有影响。武汉是个光荣的革命城市，党在武汉的影响很深，但武汉在日寇占领时期，没有再建立党的组织，你们的任务是首先要在那里能扎下根，把党组织重建起来。特别要注意隐蔽，把根子深深扎在群众之中。不久，钱瑛通知他说“去武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有两批同志已经出发了。为你到武汉做准备工作的赵忍安夫妇和李声簧已经在武汉扎下了根。我已经去信通知赵忍安，说你不久就要到武汉去，你就准备动身吧。”于是，曾惇辞别山城来到江城，夫人王一南和徐远随行。
到武汉后，李声簧立即安排他们住进了伯父李书城随从周辉林的家里不久，他们又通过周辉林的关系搬到后长街居住。李书城时任湖北通史馆馆长。曾惇通过李声簧认识了李书城，自然也就认识了张难先。结识这两位地方元老，为以后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创造了良好条件。
解决了住处，还需要合法身份作掩护。3月初的一天，曾惇乔装打扮了一下，到和成银行去见另一位打前站的重要同志赵忍安。到了银行传达室，他自称孙建业，是赵经理的亲戚。传达室的人赶忙去传，很快便转了回来，说经理有请。来到经理室，曾惇见到一位西装革履、相貌堂堂的中年人，正是武汉金融界新星赵忍安。见到曾惇来访，赵忍安难掩激动，赶忙领他到楼上的寝室密谈。都是自己的同志，曾惇也无需客套，直接说我来两天了，已经有了住处，现在没有身份证，首先要解决一个社会工作，才能得到身份证，请你帮忙设法解决。”
曾惇到来之前，赵忍安已经开始为他谋划职业，很快把他安排进震寰纱厂当技术员。在他办公桌对面，坐着一个姓王的同事，此人其实是个特务，赵忍安曾私下跟曾惇说过。曾惇表面与姓王的交好，暗中观察他的行踪，收集情报。而此人想着，自己的介绍人与曾惇的介绍人是至交好友，自己与曾惇就不算外人，所以并未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这恰恰为曾惇监视他收集情报提供了便利。
曾惇在纱厂做技术员，为了长期潜伏不暴露身份，只得下苦功夫钻研技术。有一次，厂方要他设计一座转梯，这下可给曾惇出了个大难题!没办法，他只好赶鸭子上架，临时抱佛脚，跑到书店买回一大堆土木建筑方面的技术书籍和资料，按书上的比例套着画，最后居然成功地设计出了座转梯，还很适用。纱厂老板非常满意，厂里的工人们也都称他为“工程师”。1946年底，不少地下党员陆续到汉，曾惇住在武昌下新河纱厂里开展工作不太方便。
于是，曾惇按照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辞掉纱厂工作，由赵忍安介绍到汉口一家钱庄做文书。钱庄老板看他字写得好，工作又尽职，便干脆把私人信函等统统交由他处理。这样一来，每天工作时间变长，不便开展党的工作。他向钱庄老板提出辞职。老板以为他嫌钱少，再三表示要增加薪水，坚决不答应他辞职。曾惇见钱庄老板会错了意，请辞不掉，只好让赵忍安出面。赵说曾惇家中确有急事要办，钱庄老板这才万分可惜地放他走。
离开钱庄后，由司光绣同志掩护，曾惇住到了汉口汉剧院斜对面，才得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党的工作。直到1949年初，中共武汉市委的郭治澄、童式一等人开办了一家“华中经济通讯社”后，他们给曾惇一张空头聘书和一枚证章作职业掩护。曾惇在汉口珞珈山街建立了秘密办公机关，在黄兴路租了住房，并在汉阳建立了预备机关，做到了“狡兔三窟”。这种以公开的社会职业作掩护，把住宅、办公地点和预备机关分开的做法，大大增加了地下工作的安全性。
到1947年初，曾惇及与他分头先来武汉开展工作的陈克东、刘实、钱瑛、刘宁一汇报了有关地下党前段在武汉扎根的情况。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及武汉地下斗争发展情况，钱瑛和刘宁一指示说武汉地下党的同志应马上统一和行动起来，积极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这样的形势下，首先是曾惇与陈克东在吴邦彦家碰了头，接着由黎智带来了刘实等党员的组织关系。以后，其他的一些关系也陆续交到了曾惇手中。党派到武汉的几支秘密工作力量终于汇合起来了。他们于1947年10月在武汉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市工作委员会两个地下党领导机构，由曾惇和刘实分别担任省、市工委书记。
编辑：刘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