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研究】著名画家江雪川的中国画与禅

  • 来源:艺术鉴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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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雪川,1941年生,当代著名实力派写意花鸟画家。数十年来专注写意花鸟画,先后师从赵合俦、唐醉石、黄胄等国画名家。画作风格上善于从复杂多变的笔墨中提炼精确、简逸而丰富的表现力,练就一笔“乃至寥寥数笔,能得物象全神”的写意笔墨技巧。其笔下的鸡更是灵动传神,栩栩如生。
       



        中国画在最初形成的时期,以及在随后发展的历程中,始终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其中又以文人、士大夫和僧人及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这两类人的影响尤其深远。
       


       

        (图)江雪川 春欲去莫轻负
       

        中国历代名画家中受禅宗影响的数不胜数,在南朝有宗炳,唐代有王维,五代有贯休,宋代有苏轼、梁楷,元代有赵孟頫,明代有董其昌,清代有朱耷、石涛等等,他们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都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他们的绘画理论也在以后中国画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艺美学思想,这一点是在世界各国的艺术史中绝无仅有的现象。
       


       

        (图)江雪川 国寿无疆
       

        长期以来中国绘画,就是古代文人精神生活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体现了他们“独善其身”的修养和品格,对教化社会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按孔子的话说,从事艺术的人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拿现在的话来说“文人画”要具备文学的修养、高尚的人格、画家的技巧才算是文人画。

        菩提达摩来东土传法,为中国禅宗之始祖,到了唐朝六祖慧能时代即为中国禅宗鼎盛时期,当时有“天下无寺不禅宗”之说。因此当时的文人除了乐于书画,乃至琴棋、品茶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不可缺失的精神生活就是“参禅”。可见禅不仅能在古寺丛林弘法大用,亦能出入高堂,深入井市、山村,泽惠庶民、百姓,形成禅文化大普及的局面。
       


       

        (图)江雪川 高山流水
       

        参禅有“初、二、三、四”四禅之分。中国画亦有“能、妙、神、逸”四品之说,“能、妙”这二品是重在“形、技”,“神、逸”这二品则重在“心、性”。由学形、技到重心、性,是绘画艺术发展由初级到高级的阶段,也是画家成长的途径。说到“心、性”,就会自然想到禅意。

        禅者,涅槃妙心也,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因此禅宗又名心宗。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禅宗以“以心传心,不立文字”为传统。有诗云:“达摩西来一字无,全凭心意用工夫。若要纸上寻佛法,笔尖蘸干洞庭湖。”当我们看八大山人的绘画时,他的每幅作品都是处处生机灵动、笔笔见性写心。他将中国画的品位提高到空前的高度。
       


       

        (图)江雪川 黄山谷诗意
       

        禅宗思想影响到中国文人画,特别是对元代以后文人画的巨大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我们现在提倡写实主义,提倡西方的现代主义,原无可非议,更是艺术家选择的自由,但是如果以全盘否定、攻击中国文人画在禅宗思想影响下,特别在元代以后对中国绘画的巨大发展这一事实,这实际上也是我们艺术史研究以及艺术理论、艺术评论的一大倒退,不幸的是这种倒退是自康有为开始到现在误导了我国近一百年,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令人痛心之至。幸好在我国进入21世纪之后经过百年的沧桑之变,使我们感到了文化断层之痛,可喜的是,现在全社会自上而下,已经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当我们消除浮华、拂去了尘渣。已经看到回归传统文化的大门也正在逐渐开启。
       


       

        (图)江雪川 李白放鹰图
       

        在我们翻阅所有历代画学著作时,就会发现明代是画学著作发展的一个新时期。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开始有意识地撰写自己参禅悟道之后的心得体会。如“南北宗论”虽然是用“散论”“闲评”的方式写成,但其中他们对前代的绘画进行理论上的评论分析和总结,提炼出影响了后几百年的画学理论。

        董其昌毕生信奉禅宗,曾参紫柏大师。董其昌不仅是书画大家,还是一位美术理论家,他著有《画旨》《画眼》《画禅室随笔》等,他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品格虽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董其昌这些崇尚自然、表现生机、寄乐于画的艺术追求,显然都和他信奉禅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图)江雪川 不是花中偏爱菊
       

        他更是以禅比画,第一次提出把画分南北的思想,把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列为北宗,把唐代王维始用渲染水墨列为南宗之首,他在《画禅室随笔》中也极力主张“不行万里路,不读万卷书,欲作画祖,其可得乎”。他画山水画注重造境、写意,向更加意象化、书写化的方向推进,从而奠定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我这里只举董其昌参禅后把书画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的范例,其实历史上还有许多书画家取得非凡的成就,都与禅宗思想有关,如“元四家”“清四僧”等。

        书画家和禅意结合,更是很自然的事情,并非刻意为之。在画写意中国画时,我们的毛笔在触及易于渗化的宣纸上的那一瞬间,其实就充满了禅意,这种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产生的随意和即兴接踵而来,这里面自然而然就充满了趣味的玄妙,也是禅意与书画共生的过程。在西方的艺术家眼中,这种自觉与不自觉和随意、即兴之间的关系让他们觉得不可思议,而当它们同时在宣纸上并存时,他们又觉得是很自然产生的。我们认为其实这就是中国的禅的一种表现。另外,这里面也包含着当代艺术的元素。
       


       

        (图)江雪川笔下的鸡 灵动传神
       

        书画的艺术如果只单纯追求个性和新奇,必然只会越来越表面化,越来越远离本性,直至疯狂。

        书画艺术如果不是单纯只追求个性,而是使个性在共性的基础上与之融合共生,从而去追求神奇而不是新奇,就会越来越内美,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人的本性和心性,走向大觉大悟,走向智慧,走向“真、善、美”。这个观点应该也是我习禅之后的感悟。

        禅究竟是什么?一般的人对此总有一种难以说明白的感觉,甚至感到有一种高深莫测、神秘的意念,在脑中盘旋不止,难以捉摸,其实禅是一种文化,说具体一点,它应该是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古印度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相结合的结晶。其目的就是在于使人们摆脱内心痛苦束缚,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展现出人的心性和生命的智慧和光彩。禅也是一种修行的方式,通过内心的宁静安定而获得应对宇宙人生的智慧。
       


       

        (图)江雪川笔下的鸡 灵动传神
       

        真正以禅喻画,在理论上将“南宗画”与“北宗画”区别开来,也正是在晚明时心学盛行与狂禅之风的影响背景下形成产生的画学理论。八大山人对晚明时期董其昌的“南北宗论”自然是相当稔熟,他奉画如奉禅,自成一家。八大山人书写过一个扇面,描述了自己参禅的意境:“静几明窗,焚香掩卷,每当会心处,欣然独笑,客来相与,脱去形迹,烹苦茗,赏章文,久之,霞光零乱,月在高梧,而客在前溪矣。随呼童闭户,收蒲团坐片时,更觉悠然神远。”这使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禅宗高僧,静坐独处,顿悟时的那种“入定”“会心”“独笑”的参禅场景。
       

        (图)江雪川笔下的鸡 灵动传神
       

        八大山人则是皈依佛门并有30多年禅门生涯的高僧,又是一位被誉为“中国的梵高”的杰出大师。梵高与八大山人,都经历过悲剧性的人生,但八大情感的纯洁、人格的高尚、思想的深远,决非梵高或其他画家能与之比肩。八大在中国古代绘画中是成为“人品”决定“画品”的经典个案。这应该也是八大山人在汲取禅宗思想智慧所体现出的“雪个精神”,八大山人的艺术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画坛,画史证明,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张大千、李可染、李苦禅,以及王个簃、来楚生等等,这些现代中国画坛名家大师无一不曾在八大山人的绘画中吸取精神的营养和艺术的乳汁。可见中国画艺术性的提高和禅宗思想的影响紧密相联。
       


       

        (图)江雪川笔下的鸡 灵动传神
       

        “丹青不知老将至”,我也步入老年许多时日了。人在老年时,大多数都会自然而然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接近禅文化。正如禅诗云“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禅就好像一条归家路,也是回归心灵,返璞归真的家园。人老了,世事就会看淡了,功利思想就更没有了。束缚自己内心痛苦的东西逐渐得到进一步的摆脱,内心就安静了许多,下笔也就更洒脱自由了。所以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尽可能地少一些“技”和“形”,而多一些“心”和“性”,多一些“神韵”和“超逸”,就渐渐地有那么几幅作品能够体现出禅意韵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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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梅(北京)